熊猫快餐联合创始人程正昌表示:多年每天工作 12 小时,从未感到倦怠
要点速览
- •程正昌表示,即使在创业初期长期每天工作 12 小时的阶段,他也不认为自己有倦怠感。
- •程正昌与蒋佩琪于 1973 年依靠积蓄和一笔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贷款凑集的 6 万美元,在帕萨迪纳创办了熊猫餐馆。
- •熊猫快餐已在全球扩展至 2600 多家门店,雇员超过 5.5 万人,2025 年售出了 1.48 亿磅香橙鸡。
- •蒋佩琪通过推动运营计算机化以及统一各门店的配方和流程,助力企业实现规模化。
- •文章指出,包括黄仁勋、埃隆·马斯克和马云在内的多位知名商界领袖也曾倡导高强度的工作安排。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已成为 Z 世代的重要诉求,年轻员工越来越看重工作之外的时间,在一些调查中甚至将其排在薪酬之上。但熊猫快餐联合创始人程正昌从未重视过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现年 78 岁的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餐饮大亨,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和不懈的职业道德,正是这些帮助他打造了美国最大的亚裔连锁餐饮品牌。
“在我没有生意、没有收入的时候,日子很难熬,”他近期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被问及如何避免职业倦怠时说道。“但即便在那时,我也没有倦怠,因为你就是去工作、去上班,[如果]一天工作了 12 个小时,回到家睡个好觉——我的意思是,这就是生活。”
他的经历与有关超长时间工作的公共卫生研究相左: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 2021 年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每周工作 55 小时及以上与中风和心脏病风险升高相关,并估计仅一年内就有约 74.5 万人的死亡可归因于长时间工作。
正是这种心态帮助他和妻子蒋佩琪在五十年间将一家家庭经营的小餐馆发展成为年营业额近 70 亿美元的全球连锁企业,也使两人的合计净资产增至估计约 66 亿美元。
两位移民如何用 6 万美元打造出每年售出 1.48 亿磅香橙鸡的商业帝国
程正昌 1948 年出生于中国扬州。5 岁时,全家逃到台湾;八年后,他们再次搬迁,这次是移居日本。
他最终辗转来到美国,进入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学习数学。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蒋佩琪。蒋佩琪出生于缅甸,后来成为他的事业伙伴,现任熊猫快餐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两人后来在密苏里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每逢假期,我都会去纽约,在餐馆里做服务生,”程正昌 2013 年向《财富》杂志回忆道。“我父亲是厨师,但从没有过自己的生意。我不喜欢那样。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想经商。”
蒋佩琪随后攻读博士学位,并曾短暂担任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和 Comtal(后被 3M 收购)的工程师;程正昌则开始在餐饮行业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前往加州为一位亲戚打工,每周在餐馆工作七天,月薪 800 美元。
一年后,程正昌决定与父母一起自立门户。全家人靠着积蓄和一笔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贷款凑齐 6 万美元,于 1973 年在加州帕萨迪纳开设了熊猫餐馆。
“全家人——我的父母、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都在餐馆里无偿工作,”他回忆道。“我们住在圣盖博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手头没有钱。佩琪会来看我们,我们在 1975 年结了婚。”
餐馆的扩张起初很缓慢,但到 1983 年,第一家熊猫快餐在加州格伦代尔的一家购物中心开业,这一概念逐渐走红。1985 年,熊猫的门店数量在一年内从 5 家增至 9 家。
蒋佩琪的工程学背景在这段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随着连锁业务的扩张,她推动门店运营实现计算机化,并帮助统一各门店的配方和流程——这种早期以数据为驱动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支撑了该连锁品牌的持续扩张。
如今,熊猫在全球拥有超过 2600 家门店,雇员超过 5.5 万人。仅 2025 年一年,该连锁就售出了 1.48 亿磅招牌香橙鸡。程氏夫妇在从未引入外部投资者资金的情况下建立了这项业务。
众多顶级创始人拒绝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程氏夫妇并非唯一信奉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将这种投入视为成功助推力的商界领袖。
英伟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曾表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的芯片事业。
“从醒来的那一刻到入睡的那一刻,我都在工作。我一周工作七天,”黄仁勋在 2024 年接受 Stripe 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科里森采访时说。
这种不懈的专注帮助英伟达从一家最初在一家 Denny's 餐厅构想出来的计算机图形公司,成长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市值超过 5.5 万亿美元。黄仁勋的个人净资产估计接近 1900 亿美元。
埃隆·马斯克也持类似观点。他在 2018 年的一条推文中宣称“没有人能靠每周工作 40 小时改变世界”,并描述了在特斯拉 Model 3 产能爬坡期间曾连续数周每周工作长达 120 小时。在中国,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2019 年为科技行业严酷的“996”工作制(早 9 点到晚 9 点、每周工作六天)辩护,引发反弹,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强制员工实行这种工作制违反中国劳动法。
《赫芬顿邮报》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最近向《财富》杂志表达了类似看法,称她不认为拥有真正令人投入的工作的人能够在下午 5 点干脆地合上笔记本电脑。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从事有趣工作的人能做到这一点,”赫芬顿说。“对你、对我,或者对大多数从事有趣工作的人来说,一天从来不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结束的时刻。”
同样的理念也超越了商业领域。格莱美获奖音乐人 will.i.am 此前告诉《财富》,如果 Z 世代想要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就应该忘掉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如果你试图建造的是尚不存在的东西,那关键在于梦想与现实的平衡,”他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意味着你在为别人的梦想打工。你只是拥有一份支撑别人梦想的工作,然后想要平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但如果是梦想与现实的平衡,那就不是工作,”will.i.am 补充道。“这是一个你正努力变成现实的梦想,而你会忽略自己当下的现实。”
随着美国主要雇主纷纷推行重返办公室的强制规定,以及 Z 世代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这种张力仍在持续。
本文最初刊载于 Fortune.com